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中央政府的更迭，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的代表权自然应属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为中国是世界气象组织最早的创始国和签字国之一。为此，1950年5月12日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曾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世界气象组织代理秘书长斯渥波达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唯一合法政府，而蒋介石政府已绝对没资格代表中国。然而由于美国等国家的阻挠，我国在世界气象组织的合法席位和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样，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

  1955年2月世界气象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第二区域（亚洲）协会的第一届大会。我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及驻印度大使馆，分别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及第二区域（亚洲）协会第一届大会的东道国印度政府交涉，要求大会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并恢复我合法席位，说明我们国家政府准备派代表团去印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区协第一届大会。虽然，我们的要求得到了当时印度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但终因世界气象组织未正式恢复我合法席位而未果。对此，当时我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曾于1955年1月26日和2月6日两次奉命致电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斯渥波达，发表了严正声明并提出了抗议。

  1955年4月，第二次世界气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期间，周恩来总理再次以外交部长名义致电世界气象组织代秘书长斯渥波达转大会主席，提出了同样的声明和要求。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即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1月12日，外交部长姬鹏飞召集各相关的单位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进入联合国下属机构问题。在他举例要进入的机构中，气象是第一个被点到的机构。他要各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

  根据姬鹏飞外长的指示，中央气象局决定立即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外事组，着手对世界气象组织进行调查研究，我被指定为外事组的组长。

  调研工作分三个方面做：一是查阅有关历史档案；二是走访一些曾经参加过国际气象组织活动的老人，包括竺可桢、吕炯、卢鋈等先生；三是通过外交途径向友好国家的气象部门借阅世界气象组织的基本文件。

  11月26日，我们初步完成了对世界气象组织的调研，写成了“关于进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请示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世界气象组织的宗旨、会员的权利、义务，并分析了我们参加以后对我国的作用和可能承担的义务，最后，正式建议在世界气象组织正式驱逐台湾代表之后，进入世界气象组织。这份报告先是以中央气象局的名义上报总参谋部。对这份报告十分重视，他用粗红铅笔逐句逐句地给这份报告重新打了标点符号，并指示我们在这一报告基础上代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草拟一个联合请示报告呈送周总理。报告随附件——“世界气象组织概况”于12月底送出，经总参和外交部首长阅后呈送周总理。周总理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剑英、先念批示，退外交部办。”毛主席在“主席”两个字上用红铅笔划了一个圈，以示同意，并在“世界气象组织”几个字下划了一个红杠。我们真没想到这份报告竟会呈送毛主席亲自圈阅，看到批回来的文件，我们久久凝望，深深感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们气象工作的国际交往是多么重视，也感到我们所肩负责任的重大。据外交部告知，世界气象组织是联合国所属的十几个专门机构中我国政府正式批准加入的第一个专门机构。当时外交部的们和我们一样，也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按该组织的公约，联合国的成员不能当然地成为世界气象组织的成员，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公约”的规定，要吸收新会员或解决“会籍”问题，必须由世界气象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大会闭会期间则可以由通信投票的方式来表决。世界气象组织当时的秘书长戴维斯博士在联大恢复我合法席位后即通报我驻瑞士外交机构，他将采取行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参加世界气象组织的活动和工作。戴维斯与当时世界气象组织主席塔哈（埃及的气象局长）以及部分执行委员磋商后，断然决定以通信投票方式来解决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1971年11月26日秘书长戴维斯致函各会员国外交部长，并附一表决票，议题是：“第26届联大于1971年10月25日通过的恢复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的决议也适用于世界气象组织”。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表决票必须由各国外交部长签署方有效，投票期为90天，到1972年2月24日截止。投票结果是：发出表决票123张，共收回99张，其中投赞成票的70张，反对票21张，弃权票8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于2月25日致函各国外交部长，通报了投票结果，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世界气象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

  1973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批准了世界气象组织公约。批准书是以姬鹏飞外长名义寄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戴维斯，由他转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至此，我们已完成了全部进入世界气象组织的程序。

  1973年春，中央气象局张乃召副局长被补选为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一年起，我们开始正式参加世界气象组织的会议和活动，并一直担任该组织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后改为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是年秋，世界气象组织举办成立百周年（从其前身IMO成立算起）的纪念活动，我和邹竞蒙等随张乃召副局长前往维也纳和日内瓦参加，并第一次出席了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我们在这一国际舞台的出现受到了众多国家代表的热情欢迎。

  1979年4月，我作为第一个中国籍官员，进入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工作。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我国在世界气象组织的活动也慢慢变得广泛和深入。1983年，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竞蒙当选为该组织的第二副主席，1987年又当选为主席，这也是我国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中第一次当选为主席，去年又连选连任为该组织主席，这说明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威信已大为提高，在该组织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世界气象组织，其实就是为我国气象工作打开了一条通向国际的通道。世界气象组织象一座桥梁，通过它，我们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国务委员宋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气象部门率先实行了对外开放”。如果这话不单单是对我们的激励，而是相当程度地反应了现实，那么应说，这是由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很了解气象工作的特点，为我们的对外开放既创造了条件又给予了积极支持的结果。